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都在進行規模或大或小的教育改革，香港也不例外；從學制到課程，以致考評模式，都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為的是要回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二十一世紀的青年人才，究竟需要學習和培養哪些知識、技能和價值觀？可是，在芸芸改革中忽略了一個關鍵環節，就是課堂教學的改革。若教師仍以單向教學為主，老師講，學生聽、抄、背，囫圇吞棗，然後在考試時機械地默寫一遍；這樣的課堂教學怎有可能培養靈活、創新，能將已有知識應用在新問題上的二十一世紀青年人才？故此，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才是正道。 誠然，推動自主學習之路真的不容易走。曾聽過有家長投訴說：「老師沒教書，老是叫我的孩子自學，能自學就不用來學校上課呢！」也有學生抱怨說：「老師要求我們自學，在課堂上又分組互學，乾脆把他的薪水也分給我們吧！」有經驗的老師可能會這樣提點後輩，說：「要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需要很長時間啊，可惜課堂需要追趕進度，還是快快把書教完，別耍這麼多花招吧！」以上對話，反映著推動自主學習之路，確是一條逆流而上之路；老師除了需要在教學技巧上有所裝備外，還要有決心和毅力才可達成。 推動自主學習的老師，一定不會如行外人所說不用教書而拋下學生自學而已，反之他們對課堂活動流程、課業設計，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習，都花上不少心思；至於課堂上，老師遊走於各學習小組，了解他們學習難點，指導個別學生學習上的需要，可能比較傳統課堂還忙碌得多呢！在追趕課堂進度上，推動自主學習的老師都有一個信念，就是推動初期學生得花時間培養學習技巧，學習進度會較為慢一點，但當技巧漸趨純熟，學習的進度就會加快，最終都能按時完成課程。 以上所言都是理論和信念，要推動自主學習，還得有以下三道錦囊。第一，單向教學（教師教學為主）和推動自主學習（學生學習為主）是一條主軸的兩端；但教學方式並非只有這兩端，而是根據老師教學經驗，對學科學習的掌握，並檢視學生學習情況而制定教學方案，故此老師的專業判斷仍是至為重要。第二，推動自主學習的毅力和決心也是成敗關鍵，因老師要突破自己固有的教學模式，意即老師也要成長。第三，校長、家長、學生的認同和接納，會使推動自主學習事半功倍；故此，老師要多與校長、家長、學生溝通，傳達理念，並接收學習者的回饋，以求找出更貼近學習者需要的教學方式。   作者為滙基書院（東九龍）鄭建德校長，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副主席 本文載於2017年9月8日《信報》之「直資人語」

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一行三十多位校長和老師本月初到芬蘭考察教育，走訪了九所學校，聽取了三個專題報告，再經過密集的反思、分享、交流，收穫甚豐。誠然芬蘭與香港文化差異甚大，別人成功的經驗未必能照辦，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縱未能照辦，也可以借鑒。 芬蘭教育吸引人的地方，是以課時短、功課少見稱，但在以十五歲學生為測試目標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PISA卻名列前茅。據了解，芬蘭教育部門為課時制定了指引，由初小至高小，延至初中及高中，循序漸進的增加。芬蘭幼童在無壓力的情況下玩耍和學習，培養閱讀興趣，和自我追求知識的動機；到初中時，學習的深度與廣度提高，仍能應付自如。這觀察彷彿打了香港家長一記耳光，因香港家長常以為要「贏在起跑線」就要越早投入正規學習，導致很多學生在年幼時已對學習厭倦，或是以滿足家長和老師的期望而學習，失去內在對知識和學問追求的動力，這一方面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芬蘭人視教師為崇高的專業，對老師的專業判斷高度信任。在講座中聽到一個例子，就是你進到牙醫診所，你不會質疑牙醫對你牙齒問題的判斷；同樣地，當你進入學校，你不會質疑老師對你子女成長需要所作出的判斷。作為老師和校長，聽到這裡真有點不是味兒，因香港社會對老師的專業並不是如此尊重。從教育局為首，各式各樣的評核：包括校外評核和重點視學，都以一套既定的標準去審視有不同特色的學校、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老師；家長要麼就是一副專家的模樣指點老師如何教導他的子女，要麼就是動輒向校長和教育局投訴老師。當然，老師的專業地位並不是一張教育文憑可以賦予的，是要老師群體自強不息，教育局的信任賦權，和家長的擁戴而建立的。 芬蘭政府對教育的重視，和對教育資源的投放，也叫我們驚嘆。我們探訪一所主流學校，其中有為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班（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其人手比例大概是一比一。其他主流學生課堂除老師外也安排一位助教照顧有個別學習差異的學生。若要借鑒芬蘭教育，新政府承諾投放更多教育資源，在照顧學習多樣性上，有否機會增加資源？   作者為滙基書院（東九龍）鄭建德校長，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副主席 本文載於2017年5月19日《信報》之「直資人語」

早前有一則新聞，報導一所中學舉行便服日，其中有四名男同學借來女同學校裙穿著，惹來哄動，隨即被老師訓斥，並指此舉違反校規；涉事同學亦不甘示弱，據理力爭，反問那一條校規禁止男生穿著女生校服云云。這事件讓我重新反思校規的意義。 誠然校規條文一定不會包羅萬有，亦不可能涵蓋所有學校發生的事情的所有細節。面對上述事件，校規被學生挑戰，最直線的想法就是急急在校規中補上一條，以堵塞漏洞；可以，這也是最危險的做法，因校規寫得越仔細，就更吸引學生鑽空子，走「法律罅」，這並不是校規的意義。 當然大家可以想像，社會的法律制度也有相似之處，雖然有完整的法典，也得靠完善的法律制度去執行，包括檢控、抗辯、審理、判決，然後成為案例，供其他相似情況作參考。可是，我們樂於看見學校行這一套制度嗎？難道訓導老師要扮演警察和檢控官，甚至是法官的角色？校規的作用真的要成為校園的法律？學校豈非談「情」說「愛」— 建立師友情和關愛的地方？為何要把它塑造成警署和法庭？ 其實，校規的意義首重教導，它是一種教育工具，這種的想法才真正配合它在校園存在的意義。試想假如有一條校規寫道：「學生不准吸煙」，從條文的角度學生可以爭拗說校規沒明文禁止酗酒或吸食大麻，但從教導的角度看可解讀成學校不想學生沾染一些有害身體的習慣，那「不准吸煙」就涵蓋了其他有害身體的事情。又假設有一條校規寫道：「學生髮飾儀容須合乎禮統」，從教導的角度看，重點是希望學生純樸端莊，而並非糾纏於男生可否穿著女生校裙。 當然，我相信老師對校規的教育意義應無異議，只是擔心在執行時會引來不同老師對校規有不同演繹，在處罰時會惹起爭拗。可是再看看上述事件，學生在訓導老師威嚇要記缺點時就換回男生校服，當訓導老師離開後卻變本加厲，穿著女生校服走到校外去，在這個案看來，處罰收不到應有的教育意義。所以，請別為容易執行處罰而扭曲了校規的意義。   作者為滙基書院（東九龍）鄭建德校長，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副主席 本文載於2017年3月31日《信報》之「直資人語」